“《人民网》 出示了一份当年《纽约时报》采访李鸿章的稿件，李鸿章表示清朝虽有报纸，但不象西方报纸那样说真话且只说真话，清朝编辑只说部分的事实。文章认为，李鸿章 的批评有所不妥，这种对西方资产阶级虚伪的新闻真实全盘肯定会被认为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文章还认为不讲真话不能完全怪罪大清编辑，李鸿章完全可以 订立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强令报纸只讲真话。”
简要内容：“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
资料图：《纽约时报》采访李鸿章的原稿
与西方相比，尽管中国的传媒起步晚，规模小，发展慢，但我们一点都不必自卑，因为一百多年来，在新闻方面中国偏不乏大师级人物，就是随便从大街 上请出一个人来，哪怕极普通，也会对新闻侃侃而谈议论风生甚至妙语连珠。这就难怪为什么我们身边许多没学过新闻写作的人会写出极好的新闻，没学过新闻管理 的人会极好地管理新闻了。
清末名臣李鸿章便是如此。李大人饱读圣贤之书，有学问，但若论起新闻来，怕是一个外行。但是，在中国，若论起看问题之尖锐之深刻，外行往往要略 胜内行一筹，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跳出“山”外，当一个外行，才能不被假象所惑，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所以当李鸿章这位连报纸 都没读过几份的外行，论起新闻来，其精彩程度真的让你瞠目。前不久，我偶然在《读者》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标题是《1896年李鸿章接受美国记者采访 录》，文章记述了1896年8月28日大清帝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赴美访问，9月2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的情况，其中涉及 新闻的一段谈话真是精妙绝伦。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 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 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为更好地理解李大人的这段论述，我们不妨把他的谈话分解一下，看看他都讲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摘要：李鸿章：“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
1.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2.西方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3.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有时只讲部分真实；4.由于不讲真话，中国的报纸没有西方的报纸发行量大；5.因为不真实，中国的报纸便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6.因为不真实，所以中国的报纸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大人的精彩论述，除了使我们了解到中国的报纸不讲真话而西方的报纸只讲真话外，至少还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1.新闻必须真实；2.真实是报纸高贵价值的体现；3.新闻是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4.报纸的发行量和新闻的真实性成正比。
一个封建王朝的中堂大人有如此发人深省的新闻理念，真让人拍案叫绝。只是让人愤恨的是，中国的编辑们糊涂至极，不愿自己的报纸实现“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不愿自己的报纸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害怕自己的报纸一旦讲了真话，报纸的发行量会一路飙升，以至洛阳纸贵。所以“不愿把真相告诉读者”，顶多“只讲部分真实”，搞得李鸿章这位满清重臣忧心忡忡。
不过李大人也有他的不足之处，对中国刚刚起步且相当稚嫩的新闻事业，理应多多理解扶持而不是横加指责才是，尤其应该内外有别，否则人们会以为这位李大人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不然，为什么面对一个西方记者，对自己国家方兴未艾的新闻事业进行全盘否定，对西方资产阶级标榜的而且是虚伪的新闻真实全盘肯定呢？他去了美国才几天，凭什么就一口咬定西方的报纸讲真话，而且只讲真话，如此长他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的不负责任的议论，使得中国的编辑们百多年来，一直不能扬眉吐气。
但是，让人不解的是，一贯以穷追猛打专捅人家肺管子的西方记者，为什么就没有追问一下李鸿章大人，中国的编辑们为什么不愿意讲真话？为什么不愿将事情的真相告诉读者呢？记者没有问，所以李大人也就没有说。不过，据我所知，当时在中国出现的一些报纸，也是很希望自己能够真实一些的。比如1872年 4月30日在上海创刊的《申报》，其口号就是“新人新闻，真实无妄，明白易晓。”还有1893年创刊的《新闻报》，其宗旨是“无党无偏”。还有一些报纸也是如此，恕不赘述。但问题是，中国的编辑们理解的真实和李鸿章大人要求的真实是有相当的距离的，难怪李大人要发脾气了。看来，加强对新闻的管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是十分必要的，否则，那些“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只讲部分真实”的情况就会经常发生，那些煞有介事的关于“真实无妄”“无党无偏”的标榜就只能是标榜了。
所以，愚以为，把不愿讲真话的责任简单地推给中国的编辑们，是有欠公允的，那位李大人就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他完全可以通过制定出严格的新闻管理制度来，比如新闻检查制度，新闻通气会制度等等，强令报纸只讲真话，以及“不得缓报、漏报、瞒报”等等。要对不讲真话的文章进行删改，对屡教不改的报纸提出警告，令其整改，甚至停刊。把那些不听招呼，自以为是，“不愿把真相告诉读者”的编辑们清除新闻队伍，直到关进监狱，甚至送上断头台。
遗憾的是当时的李大人们除了对康有为的一会三报（即强学会、《万国公报》、《中外记闻》、《强学报》）进行查禁外，对那些“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的报纸似乎还没有采取哪些强有力的措施，依然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倒是辛亥革命之后，远见卓识的大总统袁世凯，冲破重重阻力，不顾千古骂名，对新闻来了一番严厉整顿。据陈力丹先生的《世界新闻史纲》介绍，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用刺刀把中国的报纸引上“讲真话”的轨道，宁缺勿滥，致使“当时全国的报纸减少了三分之二，有71家报馆被封闭，49家受到审讯，25位新闻工作者被杀害，60位新闻工作者被捕入狱。”
不过，袁大总统的整顿也并不十分彻底，许多报纸不久之后，便又旧病复发，重蹈覆辙，只要一有机会就又不讲真话了，以至国民党反动政府不得不花费许多力气去整顿报刊市场，做袁世凯曾经做过的事情了。